古代性文化圈和三次性解放

古代性文化圈和三次性解放

在中国传统上，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皇帝天子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个皇朝家族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们自命真龙天子，代表上苍统治江山黎民，自然这世上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明白一点的所谓好皇帝多少给老百姓一点喘息，注意一点生产，而大多数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为了穷奢极欲，享尽人间之豪华，他们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骨头上的最后一点残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尽。“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这是中国所有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皇帝们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依旧如故，最重要的是使龙子、龙孙、龙曾孙、龙玄孙……无穷无尽的龙种龙脉得以相传，而专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即便一位洁身自好、勤于朝政的明君，也必须保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三千宫娥。倘若一个荒淫无度、祸国殃民的昏君，那就不会拘泥于此数，而会翻几番，甚至翻十番。据史载，连有作为的汉武帝，后宫内也藏有宫娥数万。君王们从不把妃子宫娥当人看，大多数入宫之女，虽不愁衣食，却一辈子到老，未经男女之事。《后汉书》上揭露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楚王喜欢腰围很细的女人，故逼得许多王宫中的妃子宫娥们因减肥而饿死。

每年一到选妃子、挑宫娥的时候，便闹得民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有一出戏叫《拉郎配》，说的是，朝廷命官府征集宫娥，条件是18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结果有此类闺女人家，赶紧找婆家完婚，也顾不上什么门当户对。闹到后来，干脆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模狗样的男子就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让闺女胡乱配一个瞎子拐子，也比在深宫里最后成为“白头老宫女”为上策。

“聪明”的中国皇帝们为了保障血统的纯洁性，不让后妃宫娥们被外人插一腿子，同时又不耽误享受奴仆的服侍，又订立了残无人性的太监制，把民间征来的小男子们雅称“去势”，俗称“骟割”，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这也好，为中国增添了特有的“太监文化”，也为历史大闹剧的舞台上，增添了几个像高力士、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之类的丑角。

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奸邪的宰相吕不韦将被自己搞怀孕的赵姬，献给秦王，后来生下秦始皇嬴政。赵姬成了赵太后，成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大皇帝的母后。然而根据血统说，秦朝的天下实际上落到了老吕家的手里，而这却是所有皇帝之最根本大忌。

同样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文武双全的干隆皇帝堪称天下第一风流。结果，老百姓们对他直接或间接掌政60年的业绩说不出所以然，却对他的游龙戏野鸟的劲头和本事如数家珍，谴之者无多，赏之者有余。整个大神州都是他的，在宫内对后妃宫娥们腻了，到外面当个狂蜂浪蝶，到处沾沾路花、惹惹山草，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然，郑少秋的《戏说干隆》怎会那么使华语世界神魂颠倒。干隆所有的风流韵事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老百姓对这个皇帝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认可甚至是欣赏却不是假的。

皇帝们自身可以为所欲为，实行“纵欲主义”，而对老百姓却制定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礼教伦纲，逼他们遵奉“禁欲主义”。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为首的为皇朝统治服务的整个官宦集团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的确比欧洲中世纪的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它以开科取仕的办法极大地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它不讲门第贫富，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中选之士，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诱下，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

中国历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可惜的是，历代大多数文臣都爱钱，武将都怕死，闹得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外族入侵，藩镇叛逆，中国大半历史都不太平。

对文人来说，人生有两大幸事，即“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前者保障传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从而使财产和权力世代延续不断。

既然“书中自有颜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应享受。官宦人家当然应有三妻六妾，甚至妻妾成群，还有众多的丫鬟随意伺候。有的家中还养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乐或招待宾客之用。别的且不说，就连人们虚构的青天大老爷“刘罗锅”，不也娶了个丫鬟为小么?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乃妓院，“薄幸”为薄情之意;可以说，此诗为杜牧在奢华梦醒后而感悔艳游之作。据《杜牧别传》载，杜牧在扬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于是对所遇妓女的美艳十分留恋，便写了传世名作:“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杜牧不过是大多数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士大夫常以放荡不羁为时尚。在生殖主义保障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之后，非生殖主义的性观念又使他们追求浪漫主义的性行为或腐朽糜烂的性刺激。

士大夫们大多是一帮具有双重性格和两面嘴脸的矛盾人物。

一方面，他们可能因受过教育，具备知识，自我意识较强，对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追求，易产生离经叛道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为统治者效劳的官僚机器的一个零件，必须道貌岸然地以封建伦常的枷锁来束缚和“教化”百姓，否则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三、乡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乡绅为主体的某一地方势力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所谓乡绅阶层，在封建社会是真正维持某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伦理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当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质利益的总代表。乡绅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代表地方利益与各层官府和朝廷应付周旋，另一方面又协助甚至勾结统治当局掌控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或是宗族首领、退隐官员、举人秀才，或是地主员外、富商大贾，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脉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或影响资源、土地、生产、市场、钱庄、当铺、运输等经济命脉及其发展。

与士大夫阶层不一样，乡绅是旧式私营经济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他们知道“钱本位”的效应，最清楚金钱财富的力量，即“越是钱多、越是气粗”为简单而现实的真理。为了钱，他们会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榨取雇工和佃农，也会用最恶劣狡猾的手段来欺骗顾客和买主，甚至还会以其他各种非经济的法子来牟取暴利。他们也明白钱与权可以转化，有钱也可以有权，如用钱行贿衙门就可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捐官”，即花钱买个县太爷的官位来做做，再将权转为钱。

乡绅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两面的阶层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盗女娼的“完美”结合者。

他们可以动用宗族的权威，以孔孟之道的说教，俨然为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判决者和整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万恶淫为首”，有伤风化的两性乱序乃社区第一祸害。为此，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甚至将犯戒者处死。

他们又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顺地纳妾娶小，从元配发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谓正妻的一个最大美德，不仅不能嫉妒，相反还要劝说丈夫以多纳妾为荣。

他们还可以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奸淫乡民之妻。

他们更可以经营“青楼名馆”和“烟花之巷”，逼良为娼，而自己也是主要的常客。中国几千年，除官办外的民间娼妓制度主要为乡绅阶层的杰作。

四、军阀“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代表武装割据势力人物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军阀现象是中国有特点的政治文化之一。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各朝各代大都以军阀混战开始，又以军阀混战结束。即便是表面江山一统之际，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变相或潜在的军阀。军阀的成分或是分封的皇亲国戚、功臣贵族，或是起义的农民、叛乱的地方乡绅宗族势力、拥兵自重的军头兵酋等等。

军阀势力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统治势力。它以非常的武力手段建立所控地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秩序，更可以用非经济的方式获得一切它所欲求的利益。

除了很少数有雄才大略者，军阀们不用受任何传统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方式不像士大夫，也不像通常的乡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像皇帝那般荒淫无度，建立自己的后妃宫娥制度。

姑且不提，就拿民国时期的军阀杨森来说，据说此公光“明媒正娶”的姨太太就有数百之多，产下的子嗣当然更高于此数数倍，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五、江湖“性文化圈”

江湖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包括各种“会道门”帮派、地下秘密组织、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团伙等黑社会势力，还可能包括以农民起义或革命团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势力。江湖势力有的是正义的，有的是邪恶的，也有的是正义与邪恶相杂，它或因团结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压迫、或因钱财铤而走险。江湖势力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意行为。正面一点的可能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负面一点的则招摇撞骗、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结、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总起来说，它是一种盲目的破坏力量。

江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从官方或社会通常认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它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明显带有犯罪和违法的特点，如拉皮条、仙人跳、调戏奸淫、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办妓业、散播淫乱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所谓平民是一个十分模煳的概念，包容了一个极宽泛的社会阶层，如农民、雇工、手工业者、小商贩、自由职业者和城镇普通市民等。这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只能利用统治者的某些开明决策或疏漏松动之处来争取一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皇恩浩荡”或天下太平时，他们也许可以安居乐业、生作养息;“龙颜大怒”或天下大乱时，他们便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这个阶层只有少数有幸可能成为政治或经济的暴发户，因此，大多数人在垂羡发财者的同时，又无奈地向往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平民阶层是一切社会的最后最广的基础，它可以分化为其他阶层，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时，就会成为破坏既定社会的最大冲击力量。

平民往往是一个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既定伦理规范的盲从者和牺牲者。特权阶层在自己当“花和尚”时，却让他们甘当“苦行僧”。他们在性行为和婚姻模式上没有任何特权。在两性关系上，只有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才实行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会控制的松紧程度，或许干一些越轨出格的性行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势力惩罚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们。

平民不可能成为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演变的开路先锋。

三次性偏化

在漫长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锢之后，中国现代出现过三次大的所谓性偏化。

第一次“性偏化”主要发生在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

当“德先生(Mr.Democracy)”和“赛小姐(MissScience)”开始闯入中国封闭的社会中时，传统的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城市的市民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向往一种个性解放，除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某些诉求外，最重要地表现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由选择和反封建意识。

在当时，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钱钟书、张恨水、郭沫若、谢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和影艺界人士等性观念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不仅与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的姑且不谈，就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正统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好几代人。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和身世遭遇就明显反映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决定投海自尽时遇到余永泽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后来因志向不同，产生隔阂和冲突，终于分手。林道静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对学生领袖卢嘉川由崇拜到爱慕，但因后者的牺牲终成遗憾。后来，她又遇上了另一个学生领袖江华，再次堕入爱河。书中专门描写了林道静与江华的“一夜风流”。对这一点，当时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读者们，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时，又不禁大为困惑，一个女革命者能像这样“乱搞男女关系”么?

第二次大“性偏化”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中。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使社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例如，的中学生所谓老红卫兵以及各类造反组织，在停课闹革命不久，就被淘汰出局，完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替罪羊。整整一代青少年无所事事，无聊之极，对前途一片茫然，于是破罐破摔，不是打架闹事，就是偷鸡摸狗。当时的这一批人，正值青春发育之际，情窦初开，性冲动萌然而生。于是，许多人偷尝禁果，满足性欲的一时需要。那时期，在北京流行着一种叫做“拍婆子”的时尚，指的是一个男孩在街上或其他什么地方，碰到一个“盘儿亮”(脸盘长得漂亮)和“条儿好”(身条长得好)的女孩，就去“吊膀子”，将其勾到手。谁拍的婆子越多，谁就显得越男子气式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数千万知识青年志愿或不志愿地到落后农村、偏僻山区或遥远边疆的公社、农场或建设兵团落户。政局动荡、经济混乱、政策不定、管理不周、生活艰难以及各级官员滥权和腐败，很快就使知青们对“大有作为”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不少人干脆胡作非为，甚至成为地方上最头疼的祸害。在这种境况下，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更是普遍地偷尝禁果，造成了无数的孽缘。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女知青为了提干、入党、上学、招工、谋职或病退困退返城只好在淫威权势下出卖肉体。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大型军用化纤被服工厂招收数万女青工，主要来源为知青。当时身体检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为处女，结果发现70%以上的女青年不合格，鉴于这种情况，当局无奈只得放弃了此项要求。后来青工们到岗之后，发生更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第三次大“性偏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

共和国建国以来，“性”乃最大禁区之一。在任何一个单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就一辈子甭想翻身了，什么长工资、分房子、职称提升统统泡汤。在“文革”中，要想把一个“走资派”真正斗倒斗臭，最好找出或编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简称“搞腐化”。

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商业化和搞活经济使人们个人选择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间明显得到松动和扩展。过去一个人所在单位即大家长和终身衣食父母的那种全能性控制逐渐弱化。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体，行使个体生产承包制。在城市，许多人转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或个体买卖。

整个年轻一代，再也不像他们的父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样成为政治理念和既定价值规范的遵奉者。对于“老大学生”、“老三届”、“小三届”等几层人而言，一些由于当年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误会婚姻”、“无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时候。个人社会处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总之，政治局面的某种宽松、经济条件的某种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提高，使人们有可能在肉体、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产生新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人们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上。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同时也造成一些正面、负面或有争议的后果:

(1)男女性道德的规范差距相对缩小;

(2)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即不再一定是单纯男性“玩弄”女性;

(3)性成熟和性行为的年龄大大提前;

(4)惟性主义，即单纯性享乐主义的观念滋长;

(5)性行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为多种多样的浪漫性或刺激性;

(6)各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从前得以较大的宽容;

(7)以性为对象的各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和推广;

(8)在各种媒体上以性为焦点的公开讨论趋于社会大众的认同;

(9)离婚率大幅度提高;

(10)非婚同居率的显着提高;

(11)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

(12)婚外恋的增多;

(13)异族通婚的比率增大;

(14)色情文学的流传;

(15)卖淫活动的泛滥;

(16)性病的重新蔓延;

(17)变相买卖性关系的大量产生，如长包女、包二奶等现象等;

(18)同性恋的逐渐公开化。

一位社会学家说得不无道理: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